【正文】  【摘 要】 自达摩赞普禁佛运动之后，藏传因明在藏区的传播走向低谷期。经过佛教僧人的不懈努力，佛教再次从安多以及克什米尔地区向卫藏地区得以传播和发展。紧随着藏传佛教的形成，藏传因明学的种子照样从西藏等地区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笔者认为，后弘期旧译传期藏传因明学得以复兴的原因是经济的复兴提供了物质条件，政治环境的稳定与政策的支持与重视，境内外学者的共同协作和崇尚，研习讲授因明的出现，社会大众的接受度普遍提升，成为教派之间争辩的有效工具等方面去思考。挖掘在后弘期旧译传期藏传因明学得以复兴的原因不仅有利于厘清藏传因明发展的历史脉络，并有利于深化和丰富中国逻辑史。
　　【关键词】 藏传佛教；藏传因明学；后弘期

　　因明（Hetuvidyā）作为古印度的逻辑学说，起初源于人民群众在社会实践中逐步形成。随着人民的需求日益激增，逐步形成系统的学科。因明从公元8世纪，通过历代赞普的大力支持，诸学者和译师的不懈努力，以及外籍印度班智达孜孜不倦的配合下，开始与吐蕃结缘、扎根。但一场短暂的“春天”过后，达摩赞普发起的“禁佛运动”对佛教的发展酿造了一定程度的打击，随之藏传因明学也紧跟着衰落，进入低谷期。这是学术界达成的一种共识，但具体到底有没有中断，是指哪方面的中断，有待研究。
　　公元11世纪到12世纪，藏传因明历史上出现了三大著名的因明大家，即俄？勒贝喜饶、俄罗丹喜饶、恰巴曲桑。以“桑普寺”为中心，因明开始在西藏生根发芽。那么为什么后弘期旧译传期，藏传因明再次于西藏等地区得以复苏呢？绝非偶然。这个问题从表面反观貌似简易，却往往被学术界所忽略。但其背后的缘故一定值得我们去挖掘、发现。故笔者尽自己的一丝力量去探讨和寻找复苏的原因。
　　公元10世纪后半期，整个藏族社会逐渐稳定下来，经过近一个世纪的无法期之后，佛教兴则因明兴。佛教因为“上路弘法”、和“下路弘法”，开始得以复兴。随着藏传佛教的复苏，藏传因明亦是发芽、生长。这时，陈那与法称及其后学的量论因明典籍的全方位翻译与传承讲习也正是在藏传佛教后弘期所完成。
　　在这一时期，藏传因明的发展与初传阶段相比，发生了许多的变化。在传播者和受众的结构从单一走向多元，传播形式从王室转为四边周地，从统治阶层走向平民大众。民众的接受度和地域的广泛性不断扩大。传播内容从零散的小论变成较为系统的大论。传播媒介不断成熟，广泛普及，被平民大众所接受。也开始了宣讲因明，建立道场的现象，传播效果亦开始逐渐增长。笔者认为，后弘期早期旧译传或者早期，因明学开始复兴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经济的复兴提供了物质条件
　　公元10世纪中后期，藏区的社会经济、寺院经济开始复苏，为藏传佛教和因明的发展奠定了坚固的物质基础。在河谷等地区开始出现了中耕农田，并且居民点有了不断扩大的现象。随着耕地面积的扩大与中耕人数的增长，有效地促进了农牧业的发展。“阿里的定日、聂朗，后藏的拉孜，古尔莫等地，已形成商业市场。阿里的古格、北部的洛丁等地区开矿采金。”说明当时的农牧业、手工业已经开始有所发展，并且出现了开采金矿的现象。说明当时的经济复苏的状态不仅可以保障物质生活的稳定，还可以将其作为去周边地区留学的资金。此外，“寺院个人可以直接管理和控制自己的庄园，政府把一定的生产资料作为固定寺产交给僧人”“僧人由原来靠布施、薪俸过活的人，转变成掌握一定生产资料的、披着袈裟的地主阶级”，寺院经济的膨胀，与平民经济基础的稳固，为藏传佛教和因明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条件。简而言之，社会经济和寺院经济的复苏，为文化的传播者提供了物质基础条件。
　　二、政治环境的稳定与政策的支持与重视
　　公元10世纪后半叶，藏区的社会逐渐稳定，但形成了各方一霸的局势。大大小小的地方势力割据，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权寻找与其相适应的意识形态。这时的苯教已经不适应于平民的需要，统治阶级开始意识到发展和弘扬佛教，帮助僧人进行宗教活动有利于稳固自己的统治稳定的重要意义。故统治阶层开始大力支持和重视弘扬佛教一事，随之藏传因明也自然而然地开始生根发芽。达摩赞普逝世后，藏区开始进入了百年的战乱。佛教的思想刚好在特殊的时期为饱受战争疾苦和自然灾害双重压力的平民带来了特殊的心灵慰藉，在平民大众的心中深深扎根，奠定了某种程度的群众基础。
　　三、境内外学者的共同协作和重视，以及佛教中心的转移
　　“佛教在印度衰微，印度大批佛教学者携带经卷（包括因明）来到西藏，西藏佛教经过百年亡绝后又开始复兴。”“当佛教在印度本七逐步湮灭时，一个在西藏上生土长的佛教逻辑的系统却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从而延续了印度因明的传统”随着印度佛教的灭亡，印度佛教文化的中心开始转移到中国，印度僧人来到藏区开始继承他们本地文化。
　　达摩赞普禁佛时，在曲卧日有藏？饶塞、约？格琼、玛？释迦牟尼等3为僧人，史称“三贤哲”。携带经论一驮，西逃羊同，继又北走西洲，起初三贤哲试图在当地弘佛，但因为语言的障碍，传播不畅。又东至朵藏地区活动，传播佛法。三贤哲晚年招收弟子，新建寺院修缮佛塔，大力宣传佛教的思想。收获了众多的弟子，藏传佛教再度传播、兴旺，迎来了后弘期，约始于公元975年。在此时期，统治阿里地区的啦喇嘛益西沃派遣仁钦桑波等21人去克什米尔留学，迎请“阿底峡”尊者来到阿里，大力宣传佛法。
　　“拉喇嘛益西沃迎请班智达？达玛巴拉等以来，这一时期来藏传法的班智达达到66名，比吐蕃时期多出44名；自译师拉喇嘛益西沃本人与拉喇嘛派往迦湿弥罗求法归来的大译师仁钦桑布开始，分裂割据时期涌现的译师多达122位。”正是出现了庞大的译师团队，以及藏印译师的通力协作和境内外的文化的交流不断频繁，保障了因明典籍翻译的深度和广度的拓宽。比如，在这期间因明典籍的翻译不仅仅只是零散的小论，而是涉及到了具有系统性的大论——《集量论》、《释量论》。
　　公元10世纪末至11世纪中叶，也就是后弘期旧译传期，翻译的因明的典籍主要有以下：
　　译者著作作者玛？格哇罗志
　　《释量论》 法称《释量论自释》 《诤理论》 《释量论（第一品自释）与后三品释》 天主慧
　　《释量论大疏》 释迦洛
　　夏馬桑杰《集量论》 陈那《集量论释精妙心性之所为》 马尔吞？达巴喜饶《集量论自释》 陈那
　　崔成嘉增《观所缘缘论》 《观所缘缘论自释》 《观三时论》 芒沃？绛曲西饶《释量庄严论解说》 加哇坚却吉宗哲《定量论释声名远播》 益西白桑布《定量论疏》 迦湿弥罗的杂那室利拉喇嘛？希瓦沃《量真实性摄论》 寂护《释量论第一品自释》 法称
　　在这个时期，在译师团队的不懈努力与通力协作下，因明典籍翻译的深度和广度的有所提升。比如，在这期间因明典籍的翻译不仅仅只是零散的小论，而是涉及到了具有系统性的大论——《集量论》、《释量论》。
　　四、开始研习讲授因明
　　公元11世纪后半期，精英译师团队翻译大量的因明典籍之后，卫藏地区开始宣讲因明。比较有名的是大学者穹布扎赛，开始在卫藏地区讲授因明。1076年，阿里托丁寺丙辰法会结束后，开始有了宣讲因明的现象。“在桑浦地方，翱译师师徒们从事因明和慈氏五论的讲授听习，以正理道次接引僧徒。巴曹译师译传中观论书，嘉律师，措纳巴等人传播律藏，聂希师徒传授般若因明” 据此材料，我们可以推断在这时期，开始了有了宣讲因明的现象。虽然在藏传因明复兴的早期阶段，宣讲内容深度有限，但说明了这时的传播路途逐步畅通，传播阻碍逐步减少，传播效果也明显上升，为后弘期的藏传因明学的复苏提供了重要的条件。
　　五、社会大众的接受度普遍提升
　　达摩赞普灭法之后，使苯教势力重新在社会上恢复了统治地位。而促使了此后的弘佛形式从上层贵族转向民间，吐蕃王室到四边周地，为后弘期的发展埋下了种种的伏笔，这样一来，后弘期的各类文化的传播无论是流行的程度，还是地域的广度，或是受众的接受范围都有明显的好转。
　　另外，达摩赞普发起的“灭佛运动”之后，各类史书记载藏传因明的传播开始“中断”，是指完全中断还是仍有一部分在传播只是没有记载其概况？这个问题还值得我们进一步去思考。以笔者的拙见，首先，初传时期因明的传播为后弘期藏传因明再度复兴奠定了基础。后弘期的因明是对初传阶段的因明的传承和发展。后弘期藏传因明的再次复兴绝非偶然，除上述的原因之外，公元8至9世纪的译介作品及其传播状态可能仍然存在，只不过当时的文化传播的形式上发生变化，开始从王室贵族转向平民大众，何况苯教势力的力量强大，不得公开宣扬关于佛教的资料，普通民间承担不起用纸量的消费。其次，根据德格版（木刻本）丹珠尔的第174、175、189、190部等因明文献的保留情况来看，在初传阶段所翻译的因明典籍，在后弘期的因明典籍翻译的目录中并不可见，但我们现在至今可以翻阅在初传阶段翻译过的文献，例如陈那论师的《九因轮》等。所以史书记载的“中断”是不是只是一种狭义意义上的中断？是不是只是某一方面的中断而不是完全中断呢？这个问题应该被学术界重视和进一步研究。
　　随着吐蕃赞普赤松德赞颁布的“三厘定”之后，藏区的语言媒介变得通俗易懂，日益广泛普及和成熟，被广大平民群众所接受，便于了解交流。史称著名的“丙辰法会”又称“火龙年法会”，为藏传佛教和因明的发展铺垫一条稳固的基石。丙辰法会之后，开始有藏族人去印度和克什米尔留学的现象。藏传佛教也开始从王室贵族、寺院高僧走向平民大众，成功引起了人民的好奇心，并且意识到了文化的重要性，慢慢出现了平民百姓开始学法，出家的现象。
　　六、教派之间进行争辩的有效工具
　　西藏长期的分散割据的局势，导致不同地区自立政权，促进了地区间的竞争和多方面的发展。流派众多，各有传承，自立门户，逐渐形成自己特有的修持方法，形成宗派。宗派与宗派之间所持观点不同的缘故，观点与观点之间的论辩需要与其相适应的方法论，所以也就激发了学习因明的需求。
　　总而言之，根据上述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一种文化的传播仅仅只靠一部分的力量和路线是难以保障持续性和永久性。而是要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通力协作下，王室贵族和平民大众，寺院与社会的完美合作下我们的文化传承和发展才能变得灿烂，才能永葆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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